来源：光明日报
文|熊禹
据媒体报道，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温丽蔚发现，现在有不少年轻人都面临“好学生”困境。他们在社交平台上抱团，加入“好学生心态受害者”小组，分享有共性的心理状态：在学校犯错后大脑空白，抱病强撑工作却不好意思请假，不是在向别人道歉就是懊悔自己没做好……恐惧失误、习惯性讨好，是他们的典型特征。
之所以说这是“好学生”困境，主要是这些年轻人在成为“好学生”的过程中，自然习得了一种优绩主义式的心理模式——以成绩评价为坐标，以“听话”“少出错”“不添麻烦”为行动准则，把顺从与自我要求混同为一种稳定的安全感来源。
久而久之，这种模式从课堂延伸到职场与人际关系之中，一旦脱离了明确的标准与反馈，便容易陷入自我怀疑与过度内耗之中，难以承受不确定性与失败本身。
虽说受困于此的学生不少，但仔细想想，感到苦恼的恐怕也不只他们自己。他们的父母，恐怕也困在“好学生”的困境里。
他们也许为了自己的孩子成了“好学生”，不计成本地进行教育投入，搬家、转校、改作业，直至毕业后的找工作、安排人生大事，都会在预设一个“好学生”模板的前提下，为孩子费尽心力。他们也很累，恐怕也会因为不确定性而感到挫败。
别说父母，老师、学校，其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在升学率与评价指标的压力之下，有些教育者同样被纳入一套单一标准的考核体系之中。分数、排名、升学去向，成为衡量教学成效的核心坐标，也反过来塑造着教学方式与育人取向。
于是，本该鼓励探索与试错的课堂，更容易走向标准化与稳妥化；本该包容差异的教育环境，也难免趋向整齐划一。
久而久之，“好学生”的逻辑从个体选择，演变为整体惯性，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，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裹挟、被规训。
对于“好学生”困境，不应该只有年轻人的自我心理调适，好像这是一种个体问题——就像“好学生心态受害者”小组人数已超过十三万人，说明这相当普遍。这种心态只是一种评价模式、文化惯性的折射，是社会对单一目标的追逐，对确定性与可量化成果的过度依赖。它把复杂的人生压缩为一条可比较的路径，把成长的多样性收束进有限的指标之中。那么当然大家都是紧张的，一旦没有按照“操作手册”来，可能就掉出这条路了。
最近有一些消息引发了不小的关注，北京宣布将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，被网友称为“本升专”；同时，包括北京理工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西北工业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相继启动“博士+硕士”双学位项目，鼓励在读博士生同步攻读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硕士学位。
这些政策有不同的考量背景，但从心理层面的影响却是类似的：打破了看似天经地义的升学路径，也宣告人生并不必须从下往上的单向阶梯，可以绕路、停留、转身、重来。与其执着于不断地“拿下高分”，不如学会重构问题本身：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节奏，什么才是真正心动的方向。
只有当评价从单一走向多元，当路径不再被强行排序，“好学生”的框架才会逐渐松动，人也才有可能从那种必须“正确”的紧绷状态中，慢慢走出来。
而这些，并不完全是“好学生”自己反思就够了，关键还是社会能提供更大的空间。有人说这是社会提供容错空间——至少在这里，这个说法都未必正确，很多选择并不应该就称为“错”。社会需要重构人生的叙事：它不是答题，不必高分，人应当可以尽情挥洒，至于是写成文字还是画画，这都是人生的“写法”，不能也无须比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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